唐时曾在化林坪筑“杖义城”

当我把镜头对准沟对面那片绿油油的庄稼地,与向导一起数落着那些散落其间的稀疏民房的时候,不禁暗自问道:这就是历史上曾显赫一时的那座古边城之所在么?时过境迁,几多沧桑又何处寻?!

其实也不难找到答案。在史书上早有记述。

很早很早以前,这个离飞越岭不远的坪子,原本是片长满桦树的老林,风景如画,令人流连,古人以景呼名,叫它桦林坪。这在宋人的“杂记”中早有记载。清朝康、雍年间,把长河地方守边的大营设在这里,改“桦”为“化”,桦林才变成了“化林”,那大营也就称作“化林营”。

飞越地方的“关”和“城”,也不是在清代才有的。先设岭东(汉源地方)后移岭西,历朝各异。从化林营副将杜汝琨在康熙四十九年(公元1710年)立在化林城隍庙中的那通石碑上就可看出:明代,在岭西的化林坪,就设有“百长”,率领百余兵丁戍守。沈边土司的祖宗,就是明代从军入川,攻打化林等地有功而作了沈边土官的,清时才封为土司。

化林地方的开拓,可以追溯到唐代。据著名藏学家任乃强先生考证,唐时的杖义城就在化林。

任先生说:“余考化林坪,即唐杖义城也。”其据何在?先生在《泸定考察记(1939-1940)》中,引经据典道:“《新唐书·李德裕传》云:‘筑杖义城以制大渡、清溪关之阻。筑御侮城以控荥经犄角势。筑柔远城以扼西山土蕃。复邛崃关,徙州治台登,以夺蛮险。’如此各地名之可以确定今地者:飞越为今泥头。三碉为三交坪。大渡为沈村。清溪关为今汉源县治。荥经为今荥经县,唐高祖武德三年分严道置也。柔远城在汶川县境,与黎推无涉。邛崃关即大相岭之大关。台登为冕宁县。嶲州原治越嶲,今西昌县是也。文宗时嶲州南部陷于南诏,故徒治台登也。杖义城,必在大渡与清溪关之间,控扼险阻足以制夷者,其在飞越岭左右无凝。飞越岭内,既有三交城与飞越县矣,不至于附近再增城守。飞越岭上,险窄不堪为城,飞越岭外,唯沈村与化林地势开展足置城戍。沈村既为大渡县,则唯化林足以当之耳。故日化林评为唐杖义城也。”当然,这是一种推测,虽言之有理,可至今尚未在化林地方找到相应的物证。

历史还告诉我们,飞越岭古道的开通,更是远远早于唐宋。秦汉时期它就是内地与西南边疆汉、藏、彝、羌等多民族交往的通道之一,直到民国时期(二郎山公路修通前)仍是出入川康藏的大道。

秦时在今天荥经与汉源交界的泥巴山(大相岭)开设邛崃关,以增进各民族间的交易、往来。

西汉元鼎六年(公元前111年)便设置了沈黎郡(治所在今汉源九襄),天汉四年(公元前97年)又下设了牦牛县。东汉之后直至三国、晋、南北朝,除郡置有所变化外,近七百年牦牛县的建制基本未变。

隋代先设置了沈黎县和汉源县,治所先在九襄,后移到了清溪。那“沈黎”的“沈”就是今天的沈村。从九襄、清溪到沈村,必经飞越岭,没“道”成么?

唐宋时期,自然是这条古道上最热闹的时候。唐高宗凤仪年间在飞越岭东西两边就有了县的建置:凤仪元年(公元676年),在离飞越岭只有50多里,今汉源的宜东(即泥头)设置了飞越县;风仪四年(公元678年)又在飞越岭西,今泸定县的沈村设置了大渡县。当年这一带汉、藏、彝各族人民交往已十分频繁,边茶贸易就是在这个时候兴起的,长河一带早有“西域易茶始自唐时”之说。川西节度使王健为了约束沈、冷、黎地方,便在离飞越岭只有三十来里的今汉源管辖的三交地方筑起一座石城。这座名为“三交城”的石城,对保一方平安、促民族交融,作用非凡清人冯镇峦在他的《三交坪》诗中就有:“唐筑三碉(交)城,西羌久不战”,“笮马与牦牛,耕耘民风变”这样的句子。

唐碑揭示的历史

今天,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,是各族儿女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,经过不断的接触交往,甚至血与火的锤炼融合才形成的。这是一个长长的历史过程。连结长河东西的飞越古道,在这个过程中,就留下了几多难以磨灭的历史印记。

长河地方,是历史上重要的民族走廊,唐、宋时期尤为“热闹”。

唐时,唐蕃争斗不息,和和战战两百余载。贞元(唐德宗李适年号)前后,长河一带从清溪(黎州治所,在今天的汉源)到台登(即今天的冕宁)便时有战事发生,其战场就在飞越岭的上下左右。大历十四年(公元779年)“十月,吐蕃率南蛮众二十万来寇(蜀)”,目的很明确,首领告诫部众说,“吾要蜀川为东府,凡伎巧之工皆送逻娑(即拉萨)”。他们三路齐进,一路就是“自黎、雅过邛崃关(在今荣经与汉源相接的泥巴山,即古之大相岭)”杀过来的。剑南节度使崔宁发禁兵四千人及幽州兵五千人同讨,大破来敌。

建宗四年(公元783年)正月,唐蕃结“清水之盟”,定“剑南西山大渡河东,为汉界。……大渡水(河)西为蕃界。”

贞元五年(公元789年)户部尚书兼成都尹、御史大夫、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韦皋,“遣大将王有道简习精卒以入蕃界,与东蛮于故嶲州台登北谷大破青海、腊城二节度,斩首二千级,生擒笼官四十五人,共投崖谷而死者不可胜计。”“十三年(797年),收复嶲州城。”贞元十六年(公元800年),“(韦)皋命将出军,累被吐蕃于黎、嶲二州。吐蕃怒,遂大搜阅,筑垒造舟,欲谋入寇,皋悉挫之。”贞元十七年(公元801年)“德宗遣使至成都府,令(韦)皋出兵深入吐界。皋乃令……黎州经咯使王有道兵二千人过大渡河,深入蕃”。

一千二百多年之后的公元2000年,泸定甘露寺发现一唐墓,从出土的残碑看,其主人就曾参与了贞元年间唐王朝与吐蕃的征战,他不是长期驻守长河地方的军事长官,便是当地部族首领。这位墓主“贞元十三年(公元797年)岁次丁丑四月二十日终于私第”,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安葬于此。碑文中对墓主的“战功”有如下记述:

“兹部落□(有点像‘出’字?)汉兵(以下缺损)……忽蕃戎犯塞,有江山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井络之畿,咫尺封境,□天怒下临,将士奋勇,思复旧土,倍道宵征,军次雅州犹艰难勍敌。公独设奇计,克伐奸谋,领麾下貔武五十余人,从雅州和川路(今天全境)入云